除了自己，我们还能相信谁？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了”——日前，突然爆出的“郭美美事件”，让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。“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应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，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。”尽管“郭美美事件”发生后，红十字会作出了相应的澄清，但是张女士却表示，给出的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，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。此前，无论是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，还是甘肃泥石流，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公布的账号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。有时候，在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红十字会设立的捐款箱，张女士也会拿出一些零钱投进去。但现在，她明确表示：“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会这个渠道捐款了，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”。

不只红十字会，近几个月，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“尚德诈捐门”、青基会“中非希望工程”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，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，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，捐出的善款骤减。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，“郭美美事件”发生后，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。3—5月，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.6亿元，而6—8月总额降为8.4亿元，降幅86.6%。

其实，遭遇信任危机，慈善组织并非孤例。近年来，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。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，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、活力四射。但与此同时，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，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，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。

红麦舆情监测系统(www.soften.cn)监测显示，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，以政府、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。不相信政府，不相信专家，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“信任墙”。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，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，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，让政府为澄清流言、稳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

“权威声音”，为何也被打问号？

社会转型期，原有的行事准则很多已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。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“做得不够好、应对不恰当”，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，影响了公信力

政府、专家、媒体，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，今日缘何信任不再？

“总的看，出现这种局面与社会发展的大进程密不可分。”吴忠民认为，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，利益主体多元，利益格局多样，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，但是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，仍处于真空期。“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，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，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，当‘供给’无法有效满足‘需求’的时候，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，信任度降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。”

受损的公信力，如何重构？

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；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，提高失信成本；提高公众辨别能力，避免先入为主

薄贵利认为，“权威声音”的沉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正常秩序的构建，加大了经济社会改革的难度，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，用心加以解决，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目前，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在探索信息公开规范化、制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。从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，从官网发布信息到主动微博问政，各级政府部门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约束下，通过认真倾听民众心声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有效引导社会大众的情绪，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。

“专家、媒体的公信力重构，同样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。”吴忠民认为，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，能够获得来自专家、媒体及时、准确的信息和建议，也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，建立维护其社会公信力的长效机制。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，使专家媒体能够有说真话的底气，同时，也要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，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，实行最严格的处罚，提高失信的成本，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公信力，扰乱大众视线的谣言才会不攻自破。

此外，薄贵利也指出，增强社会公信力，消除信任危机，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。目前，社会的焦虑情绪总体比较严重，很多人把怀疑权威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，对于公权力总是会先入为主一概否定。因此，必须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公民教育，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、懂法，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，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，不轻信、不乱言。